新兴经济体曾以其初升朝阳般的发展动力成为世界经济翘首企盼的新亮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0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仅增长2.7%，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达8%。基于其出色表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困扰之际，新兴经济体正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想要独善其身，着实困难。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渐显著，新兴经济体增速迅速减缓。近期，IMF将2015年新兴经济体增速预期从4.3%下调至4.2%，预计2016年增速为4.7%。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的未来走向如何？这些分布在各大洲的国家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站位？

Q1

印度经济增速会长期超过中国吗？

郭凡礼：

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印度经济同比增长7.5%，而中国经济同比增速为7.0%，印度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等问题，后续经济发展存在瓶颈。而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转型成功之后，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长期来看，印度经济增速难以保持超过中国的水平。

沈铭辉：

从中长期来看，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势不可挡。

中国已经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已达到很高水平，潜在增长率已开始下降。经济增速下降是结构性调整，非人力所及。中国经济增长提速面临“三大难”：投资、人口、全要素增长率。首先，前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在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低，现在对这些产业再进行投资所得回报已难以抵消借贷成本。其次，中国总人口峰值即将到来，16~64岁与16~59岁两种衡量方式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峰值均已过，劳动力供应有限，报酬提高，出现“用工荒”和工资迅速上升。在此情况下制造业或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上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再次，全要素增长率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制度创新，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放松国内管制等；其二是通过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峰出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其后经历起伏但总体趋势下滑。基于上述三方面原因，中国经济增速已由前几年的10%逐步下降到目前的6.8%，这是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政策来快速调整。

印度很多地区和产业还处于资本稀缺阶段，投资回报率较高。印度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就业池，可供随时调用且工资低廉。从中长期来看，如果能够实行较好的经济政策并改造基础设施，可以预期印度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攀升，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于中国。

Q2

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高通胀能否抑制？

郭凡礼：

巴西、俄罗斯的高通胀持续已久，巴西估计6月中旬以来的通货膨胀年率已经加速至9.28%，俄罗斯7月通胀同比上涨15.5%，接近10%。为此，两国政府各自出台了相应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抑制高通胀，但是收效甚微。

巴西出现高通胀的原因主要是国内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体系不健全，产品供不应求，加之前期巴西政府的货币政策出现失误，进一步加剧了巴西的通胀危机。俄罗斯出现高通胀则主要是由于与乌克兰产生政策冲突，并受石油价格下跌影响，卢布大幅贬值。

巴西和俄罗斯欲抑制高通胀还需从根源解决问题，但是所费时间将较长。

谢文泽：

按照巴西的有关法律，反通胀是其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巴西的通胀目标是维持通胀率在4.5%±2%区间。然而，巴西想要抑制通胀很难。

首先，巴西央行为抑制通胀连续提高基准利率，但是其M2供应量并没有相应调整。巴西12个月累计通胀率为8%~9%，而其M2供应量12个月的累计增长幅度也差不多为8%~9%，M2供应量几乎与其通胀增长同步。巴西因其财政政策货币化而控制不住M2供应量。在经济形式不好时，巴西联邦政府需要增加开支，而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要增加开支只能是通过发行国内债券，因此巴西联邦政府的负债率很高，国内债券发行量很大，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70%。巴西联邦政府的负债率降不下来，只能靠继续增加债券的发行量来维持财政支出和社会开支。因此，财政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没减少，单方面提高利率是没有效果的，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其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对抑制巴西的高通胀都已基本失效。尤其是出口，虽然巴西鼓励出口，但其出口结构一时无法改变，需要调整周期，今年上半年的投资要产生效果起码得半年至一年时间。另外，在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巴西没有定价权。目前国际商品市场需求量下降，尤其中国对巴西铁矿石的需求量增长减慢，而铁矿石的供应量却仍在增加，价格无法提高。

再次，巴西由过去的双顺差变成现在的双逆差（贸易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赤字使其本币币值贬值压力增大。近期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跌破3.30关口，创12年新低，导致其需大量进口的产品价格提高，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通胀高企。

巴西面临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的“三难选择”。考虑到曾经遭受的高通胀的痛苦，巴西只能先牺牲经济增速和对外出口，采取首先抑制通胀的政策。

沈铭辉：

巴西和俄罗斯同属资源出口型国家，但产生通胀的原因既有共通点，又有所不同。

俄罗斯产生通胀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影响。俄罗斯主要向传统的欧洲国家出口商品，欧洲债务危机使传统市场状况不好，影响了俄罗斯的出口贸易。但除了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外，俄罗斯更多地受制裁影响，使其经济面临困难。俄罗斯对爱沙尼亚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有所下降，油气资源出口、旅游业等行业都遭遇危机。

巴西的高通胀则是受经济因素影响更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外需不足造成巴西出口额大降，国际资本回流又冲击了巴西的金融部门。

Q3

新兴经济体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更多利益？

宋泓：

新兴经济体中能够真正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并不太多，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亚洲的东盟、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但像中亚、俄罗斯、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并未全部参与进来。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些新兴经济体所依靠的国际游资正在回流，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很多没有参与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仍以出口大宗商品为其经济支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周期的冲击，其经济增长压力在增加。要使其经济好转，还需要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调整时要兼顾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自主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能单纯依靠大宗商品出口。

已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近两年的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比全球GDP平均增速要快，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型调整等深刻变化。

长期来看，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参与国际分工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较为贫穷的新兴经济体的必然选择，但能否顺利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还需要自身的努力。

郭凡礼：

新兴经济体欲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更多利益，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如人口红利、能源资源丰富等，并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应该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和配套，勿只将眼光放于短期发展上，避免在研发、营销方面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应该重视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断增强创新力。

谢文泽：

目前，很多新兴经济体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恐怕不是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更多利益，而是如何守住现有利益，甚至仅仅是如何维持其国内安定。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对巴西等拉美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其出口产品价格也在经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周期的打压。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洲债务危机的风险对拉美甚至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和稳定都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形势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进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以调低经济增速来换取环境和生活的改善；但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收入分配差距巨大，一半以上人口没有正规就业，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就业形势恶化，就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政府又没有承担社会救济的能力，这会导致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因此，拉美国家面临的挑战非常大。近期巴西总统罗塞夫的支持率几乎创了历史新低，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的总统支持率也都在下跌。经济危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错综复杂地扭在一起，国际形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发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波动。

沈铭辉：

有人唱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我认为不客观。新兴经济体实力崛起已成事实，只是其可持续性如何、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实力发生重大质变还需要多久还不确定。

现在看来，新兴经济体还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发展形势不乐观，仍然徘徊在中心外围，靠出口资源过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如何摆脱这一站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需解决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加速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全球价值链的合作。在此过程中，落后产业和企业的淘汰不可避免，要采取破釜沉舟的态度，从制度上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减少对其过多的制度干扰。

放松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对巴西、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同样适用。

Q4

新兴经济体如何抱团取暖，加强合作？

宋泓：

新兴经济体对外依赖很强，特别是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领域，其经济自主性较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作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190多个国家里，有60%~70%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占其GDP的60%以上。从长远来看，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很重要。内在经济发展动力启动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需求和机遇才能创造出来。否则只能是依靠发达国家的拉动，外部经济形势不好就会受到冲击，而无法相互取暖。

郭凡礼：

新兴经济体应从贸易、技术、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新兴经济体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新兴经济体应该加强市场对接，优化双边或多边贸易结构；其二，在技术上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技术水平；其三，互相降低在本国投资的门槛，促进资源流通、互通有无。

新兴经济体抱团取暖将有效加快其整体的发展步伐。

沈铭辉：

新兴经济体之间虽然存在经济互补性，但是否紧密不是仅靠主观愿望就能决定的。新兴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和了解，互通有无，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新兴经济体需要“危机”合作，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都是“危机”合作的典范机制。

谢文泽：

新兴经济体正在表现出抱团取暖、加强合作的动向，尤其是近两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内部团结度在提高，在基础设施、区域贸易、产业合作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在过去几年已累计投入了400亿美元，并已初具规模，对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显现效果，但其体量毕竟太小，相比其每年需要投资上万亿美元、光基础设施建设一项就需要几千亿美元的需求远远不够。在此情况下，拉共体内部，拉共体与中国、欧盟、美国都开启了整体合作，对内加强团结和整体协调，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谋求更大的整体利益。

其他新兴经济组织如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也都在发挥着抱团取暖、加强合作的作用，尽管巴西、阿根廷等国对其现有政策和发展方向存在异议，但其内部合作的大趋势还是在不断强化。

对于中国来说，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是个很好的机遇。在欧亚大陆实施“一带一路”构想，可利用这一机会完善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并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此外，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寄予厚望。通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拉美的访问、今年年初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拉美的访问，以及中拉“1+3+6”合作新框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两洋铁路等合作的开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拉整体合作的框架已经形成。下一步重在如何落实上述举措，应在两三年时间内实现早期收获。中国增加对拉美投资、中拉提高进出口贸易往来、放宽商务旅游、增加双边及多边磋商，对中国与拉美来说都是很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