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邀请，笔者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助推发展问题”专家组会议。十分幸运的是，在从上海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这段路程上，笔者乘坐的是有“空中巨无霸”美誉的空中客车A380。这是笔者第一次乘坐这样的飞机，即使坐在经济舱，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宽敞。这一享受也促使我思考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技术进步以及物质手段的改进给包括航空运输业在内的服务业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及什么样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才能确保这一作用机制的实现。在接下来两天紧凑的会议上，这些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而这些答案的重要现实基础之一，就是全球服务业发展、开放出现了诸多新趋势。

  服务业对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众所周知，“二战”之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相继从工业经济社会进入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业增加值与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均超过50%，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而与此同时，经济形态的相对落后，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改善、贸易便利化、国际竞争力提升、民生改善乃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些经济体正面临着工业化和服务化的双重任务，即在促进工业化转型升级、实现新兴工业化的同时，完成整体经济的服务化转型。

  服务业促进了产业融合和经济融合。在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下，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也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比如日趋轻型化、高附加值化，服务与货物的互补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性在增强。有一些学者认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

  国际范围内服务业开放的水平与标准将有新的提升。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首次将服务贸易列为新议题，目标是为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制定各缔约方普遍遵守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然而，很多年过去了，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谈判尽管取得一些进展，但结果并不理想。为了加快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一组自称为“服务的真正好朋友”的经济体(包括欧盟27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台湾、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等)开始着力推动新的诸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TISA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服务贸易协定，未来很有可能多边化。TISA将一改GATS的“混合清单”开放模式，采用“负面清单”开放模式。因此，服务业开放国际规则的“升级”必将极大地推动有关经济体服务业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

  总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有“黏合剂”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主要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统计问题。笔者在翻译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ZviGriliches教授主编的《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时，注意到美国在服务业的统计核算(包括概念基础、分析框架和测算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这非常值得中国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统计部门认真学习和研究，以便改进中国服务业的统计测算工作和统计数据质量。细致入微、真实可信的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统计也是实施“负面清单”开放模式的基本前提。

  第二，规制、体制和机制问题。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这要胜过出台各式各样的所谓产业政策和扶持政策。另外，要突破既有观念与“冷战”思维模式，顺应服务业产业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发展大趋势，积极参与包括TISA在内的服务领域诸边、区域和多边谈判，以延续中国“入世”所带来的红利，同时又可避免被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多边体制和框架边缘化。国际金融报(作者程大中系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